《庄子》以其高远深邃的思想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形成和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而对《庄子》深入研究,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庄子注疏通义》,本于先秦流传的《庄子》,原于西晋郭象的《庄子注》,基于唐初成玄英的《南华真经疏》(《庄子疏》),既是三种《庄子》文本的通览,也是三个庄子思想的通识,结合历代庄子注家的权威解读,故名《通义》。《庄子》通行本全书三十三篇分三部,其中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本书为上卷——內篇,卷中每一篇都相对独立为一辑,每一辑分若干则,每一则分
本书是东汉白虎观经学会议之资料汇编,此书不仅是经学发展中之产物,更是当时上自天子、下迄儒生之学术共识,具有保存当时经学样貌之典范价值。其作为汉章帝“称制临决”的重要文献,在中国经学史、儒学史上具有特别显著的意义。其宇宙生成论、阴阳五行理论等,对于当代人认识中国古代人的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也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周易》被誉为“第一国学”“群经之首”,是中华经典中的经典,集中反映了中华文化的特质,型塑了中国人的基本思维模式,影响后世数千年。易学名家、复旦大学教授王振复精心择取《周易》中深富智慧、最具代表性的段落近百句,以权威的释义、精当的解读,剔掘出蕴含在《周易》中的文化原型、微言大义和哲理哲思,并紧贴当下读者关心的内心话题,以深入浅出、意蕴悠长的文字,带领读者了悟《周易》精义,探寻古人的思想世界,进而绾合读者自身的心路历程,把握这部经典所蕴含的深刻智慧。
本书以先秦气论思想为研究的整体,在借助于出土文献材料和先秦原典互证的基础上,以中国古代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为线索,一方面试图打破外来哲学的影响,另一方面试图打破过往学界注重分散、个别等差别研究而忽视整体系统研究的习惯,重新勾勒和构建先秦时期气论哲学的产生、发展及成熟的逻辑脉络,采用文献研究和哲学分析相统一、逻辑和历史相统一、学术观念史和文化史相统一等方法,将全书分为六章、导言和结语共八个部分,对先秦气论哲学的思想渊源、发展成熟和历史过程、一般性质、超越性、兼涉宇宙社会人生的哲学体系等重要
先秦儒家是儒家的发源,后来整个儒家的发展都是在其奠定的规模之上展开的。本书主要透过对殷周之际到战国末期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围绕四对范畴:祖、帝,德、天,仁、礼,性、命等,对先秦儒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进行了探索。本书运用范畴解析的方法,融训诂、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于一体,对于深入理解先秦儒学基本概念范畴的形成具有积极的意义,对于理解中国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中华文明的发展过程,特点,实现中国传统修修文化的创新性发展、创造性转化等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本书为我国知名哲学家夏可君过去20年来学术与思想的结晶,体现出作者个人的哲学进路:从海德格尔的差异,到德里达的延异,再到作者的诡异,并融入了道家思想的现代转换。本书剖析了来自哲学本身的双重问题:一方面是回应哲学内部的问题,接续哲学史,回应德里达的“绝境”逻辑,重新思考“游刃有余”的中国智慧在当代的价值;另一方面,作者以自己独有的“余让”与“余地”概念,在伦理上重新解释“让予”的原初姿态,形成不同于黑格尔以来西方辩证法的“余让的哲学”,对海德格尔与德里达之后的西方现代哲学,给出了来自中国
《李文公集》是由北宋王深甫编成的唐代学者李翱的文集。李翱勤于儒学,博雅好古,其学术成就主要表现在文学与哲学两方面。他反佛崇儒,《李文公集》中所收录的《复性书》即为这方面的代表著作。集中所收录的文章还涉及性与情、文章与义理等当时儒学讨论中的关键问题,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李文公集》现存的主要版本有:明成化冯孜刻本、嘉靖舒瑞重修冯孜刻本、嘉靖黄景夔刻本、明末毛晋汲古阁《三唐人文集》本、日本文政二年刻本、清光绪冯焌光刻《三唐人集》本。此次整理,以19191921年《四部
本书是华东政法大学人文素养公共课“《韩非子》导读”的讲稿结集并进行相应的整理而成,是对法家经典作品《韩非子》的全面解读之作。全书从韩非子的人生经历开始讲起,论述了他的学术渊源、与儒家的“恩怨”,再由其人性恶的理论基础而及于法、术、势的法家思想精要,对其用人与变法思想也作了专题阐述,并就其文学魅力进行了剖析。全书共分十一讲,基本上每讲一主题,并附相关的《韩非子》原文选读。
谪居龙场,顿悟圣道;巡抚南赣,平匪诛藩;回乡守制,光大心学;总督两广,保境安民。临终之际,弟子问他有何遗言,他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王阳明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气象万千。他无疑是一位左手执书卷,右手持宝剑的豪杰,也是一位可称为哲人与英雄的儒者。他那历经千辛万苦而悟得的宝贵思想,是切实可行且充满生命力的,故而,能给在现实生活中疲于奔命的我们以巨大的精神鼓舞与强大的自信力。 诚如作者所言,希望这部叙述了王阳明之生涯以及其思想之核心的小书,能在这些方面对读者有所裨益。
朱子学对于近八百年东亚社会有着笼罩性的影响。朱子学研究中,朱熹的书信——特别是朱熹与张栻的往来书信,尤为关键。朱张往来书信中,所涉及的“中和新旧说”,以及稍晚的“仁说”“心说”之辩,代表着理学内部的碰撞、融合与转型,也代表着朱熹思想真正走向结构性成熟;而其中所论时事出处,也体现了理学家共同体的政治考量与追求。数百年来,这批书信一直吸引着中国、朝鲜、日本历代学者倾力其中。本书亦接续这一传统,在批判性吸收前人特别是此前中国学者较少留意的朝鲜、日本相关研究的基础上,对朱熹、张栻往来书信做了综